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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埃里克·韦纳撰写的《天才地理学》是一本饶有趣味之书。他走访了雅典、杭州、佛罗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维也纳和硅谷这世界七大城市，由古及今，探索分析这七大城市缘何天才辈出。读者手捧此书，难免会反思，让中国众多年轻人蜂拥而至的所谓大城市，是否具备成就天才的气质？是否会成就他们的雄心壮志？今日我们以书中提到的三个城市为例，带读者一览世界最伟大城市的面貌。
硅谷
“弱关系”是创新的源泉
美国硅谷是令人仰视之地，这里诞生了太多的天才科技人员。外面的人感觉硅谷是个创意迭出、成功者频出之处，但硅谷为何能保持其黄金时代的骄人气质？韦纳认为，“弱关系”是成就硅谷创新人才的关键性因素。“弱关系”中的人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比如硅谷50%的创新公司中会有来自海外的合作者。“弱关系”的好处是让我们不怕得罪任何人来实现我们的创新想法。“强有力的关系让我们感觉良好，给我们一种归属感，但这同样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具有强关系的人更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的陷阱当中。”
韦纳的研究恰好可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得到证实。当无数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返回故乡，他们在享受亲情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到了家族“强关系”带来的窒息感；春节假期如何回应七大姑八大姨对年轻人恋爱结婚生子问题喋喋不休刺探的文章被刷爆了朋友圈。著名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也推出了一首春节应景曲目，歌词“我不该没读研就去工作”饱含着年轻人对“强关系”带来的批评的反感。试想，饱受节假日“强关系”折磨的年轻人只有背井离乡走进大城市才能有选择多样人生的可能性，不然他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找个稳定工作混过这一生。
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流行“创业”，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硅谷是全世界科技天才的创业天堂，但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业之地？
“有批判性眼光的大众”是韦纳在书中强调的，生活在硅谷的人们相信“世界总是要改变的，那么就由我们来主导吧。”“万物皆流”，生活在硅谷的人们信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他们将先哲所说的流动性和科技至上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流动性意味着不断有人成功，也不断有人失败。但韦纳发现，硅谷的“失败”是“富有启发性”的失败，“要尽早失败，要更好地失败”。当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幻想着自己成为第二个马云时，韦纳分析的硅谷特质更能给他们以启发：你是否真的具有批判性的眼光，是否有能力“更好地失败”？
维也纳
苛刻的观众成就莫扎特
一座伟大的城市不在于城市的面积大，而在于它能让天才们互通有无，而培养天才的土壤则来自普通大众，如果当年维也纳没有那一代精通音乐，甚至对作曲家和乐团极尽苛刻的伟大的观众，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都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音乐巨人。生在萨尔斯堡的莫扎特总觉得自己的故乡很沉闷，他认为维也纳是最适合搞音乐的城市，因为这座城市可以包容他打台球的爱好，也容得下他赌博甚至讲低俗笑话。莫扎特在维也纳过着相当“拮据”的日子，他总是缺钱，这是因为在维也纳他可以进行赌博，尽情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
莫扎特来到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次“转型”，自由职业者出现在城市当中，莫扎特也是其中一员。但显然，自由的生活让莫扎特压力很大，因为他总要马不停蹄地创作，甚至妻子分娩时他也在作曲，他要不断满足维也纳那些挑剔的观众。斯蒂芬·茨威格在《莫扎特传记》中写道：“维也纳最普通的市民也会要求管乐队演奏好听的音乐，就像他们会跟房东要求物超所值的房间一样。维也纳的每个艺术家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时时监督着你，毫不留情地催促你，促使你尽全力去创作。”
这座城市从来不会降低对音乐的标准，所以音乐家必须要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这种压力对于莫扎特来说，就是要不断扩大自己的观众群，但他又不能降低自己作曲的艺术标准。苛刻的观众促使莫扎特走在时代前列：他同时作曲给两种层次的观众来听。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创作的音乐中，总有一些片段只有内行人懂得欣赏。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以后，那些音乐水平不太高的人虽然听不太懂，但也能感受到它的美。”
在文化创业产业极为兴盛的京广沪深，人们经常感慨，有产业无天才。莫扎特在维也纳的经历则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无法诞生艺术天才的城市，到底是艺术家出了问题，还是普罗大众出了问题。我们是否有年前维也纳市民的艺术修养？我们是否配得上艺术天才？
杭州
西湖美景孕育的中国天才
看韦纳分析天才辈出的古代杭州，足以令中国读者黯然神伤。当滋润了中国古代文豪的美景沦为收费昂贵的公园后，还有多少中国人能在诗情画意中为我们的当代文化增添光彩？
韦纳在书中高度赞扬了杭州西湖，他认为正是西湖异常美丽的自然景观给予诸多天才以灵感。韦纳提到了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疯狂地迷恋着杭州，他感觉杭州很像他的故乡威尼斯。他爱西湖，爱小桥流水人家，也爱杭州的女性，他形容杭州女性“面容娇美，如天使一般”。这是古代杭州城给一个外国人带来的心灵冲击。而对中国古人而言，杭州这座自然景观迷人的城市，则是他们文学创作灵感迭出的源头。
韦纳提到了苏东坡，他认为西湖给予了苏东坡写词的灵感，“苏东坡有很多诗以大自然为主题，他跟雅典人民一样，怀着对自然的崇敬，进而延伸出对科学、对生活的探索。”
除了文学家，韦纳还提到了杭州人沈括，“不知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名片，如果有的话，沈括的名片头衔一定特别丰富，他的头衔很多：数学家、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药理学家、农学家、考古学家、地图制作家、百科全书编纂人、外交家、发明家、水利工程师、教育家以及掌管财政的官员……沈括首先揭示了某些化石的成因、首先观察到沉降现象、磁针会指向两极……”
为什么古代杭州城里会出现沈括这样极具创新精神的人？现代中国文化会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吗？韦纳认为“枪打出头鸟”和“对领导的服从”遏制了现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他认为现代中国人在骨子里并没有中国古人“爱玩儿”的精神，现代的杭州出了一个叫马云的创新型企业家，马云在租不起办公室的时候，就和员工一起在西湖湖畔的草地上开会。在韦纳看来，马云在现代中国并非只有一个，现代中国社会如何让更多的马云得以施展拳脚，则是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刘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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